“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勾结日军，绝非抗日英雄 短史记

导语

短史记

长期以来，王亚樵的暗杀行动被习惯性地与“抗日”等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乃至有“民国第一侠客”之誉。惟笔者近日所见到的多份档案显示：王亚樵的暗杀行动，与日本军方常有着微妙的联系。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刺客、杀手，莫过于王亚樵。

1935年11月，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2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6年10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以上皆是王亚樵策划所为。此外，王还多次参与了针对蒋介石、宋子文、张群等人的暗杀行动。

长期以来，王亚樵的暗杀行动被习惯性地与“抗日”等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乃至有“民国第一侠客”之誉。惟笔者近日所见到的多份档案显示：王亚樵的暗杀行动，与日本军方常有着微妙的联系。

下面，即将这些档案，按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并略作解读。

吴醒亚1933年的情报

1933年11月29日，吴醒亚密电蒋介石：

“陈逆任王亚樵为别动队长，余立奎副之，来沪捣乱。王并入日籍，请日人保护。”

图：吴醒亚致蒋介石密电

吴醒亚，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上海社会局局长，秘密的身份是“干社”社长——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中统和CC系色彩的秘密组织，与复兴社类似，奉蒋介石为领袖。“陈逆”，指的是当时在福建依托十九路军，脱离南京另立新政府的陈铭枢。闽变期间，吴醒亚的组织，是南京政府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闽变期间，陈铭枢等确与日人多有接触。另据马超俊（马与孙科、陈铭枢相熟）披露，王亚樵等人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已与日本军方有过合作：

“在沪战之际，日本军阀诡计百出，在十余日内，先后发生宋子文、吴铁城、孙哲生等住宅爆炸案，希图削弱我抗战阵营。同时并采取‘以华制华’的卑劣手段，二月九日，敌方唆使陈中孚、陈群、王亚樵、陈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动，由日军部发给枪支一万支、机枪两百挺，以驱逐吴铁城，夺取上海市政权，造成傀儡地方政府。并决定如吴氏率保警抵抗，即先将其枪毙或逮捕。

“是日各暴动阴谋分子齐集于霞飞路庙福开森路陈群家开会，商定叛变起事各项布署。当夜十二时，有人到我处报告，正值大雪纷飞，奇寒袭人，我急至莫理爱路，密报哲生，请速设法制止，以维大局。哲生立即以电话邀陈群、陈中孚、陈友仁、王亚樵等前来，严加诘询，彼等承认有其事。哲生怒斥此等行为与吴三桂、石敬塘卖国卖身无异……陈等当即表示服从哲生，取消前议。至天亮，陈等返回，将所集群众解散。日本最险恶之诡谋，得消弭于无形，实属国家之幸。旋陈群、王亚樵等亡命海外。”

陈果夫1934年的情报

1934年10月25日，陈果夫密电蒋介石：

“接韩人密报，某国天津驻军司令部密派王亚樵率领部下，携带炸弹潜赴郑州等候钧座谋刺。并令如该处环境不佳，在汉口或南京云。请防范。”

蒋介石接电后指示：

“交戴课长笠严密注意，并分电河南刘主任（刘峙）、汉口叶司令（叶蓬）、南京谷司令（谷正伦）注意。”

图：陈果夫致蒋介石密电

陈果夫当时负责扶植韩国独立运动，与金九等韩国在华志士联系密切，故能获得“韩人密报”（因为这段援韩往事，1966年，陈果夫曾获授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章)”）。“某国天津驻军司令部”，即日本天津驻军司令部。

10月30日，刘峙、叶蓬两人回电向蒋报告，已遵令命属下严加防范王亚樵。

1935年，戴笠、吴铁城的情报

1935年6月19日，戴笠密电蒋介石：

“即刻。成都委员长蒋钧鉴。密。据上海电称，王亚樵部之冯？部（原注：译音）与日本浪人现任驻沪武官处顾问山本榮治相识，冯语山本，前王亚樵谋刺宋部长事，即彼所主使。山本乃令冯组织暗杀团谋刺有吉大使，使俾军部资为口实。因自有吉升格后，军部对华政策颇受打击，在华武官均生活困难。已接受山本之委托筹组暗杀团，所有用资志由山本负担等语。除饬继续查报外谨闻。生笠叩。”

蒋介石接电后，指示戴笠：

“可密告吴市长，并嘱吴间接转告有吉防范。”

图：戴笠1935年6月19日密电蒋介石

电报中的“冯？”，译音不完整。从后续的电报中，将会知道，此人的真实姓名是“洪东夷”（戴笠一度错写成了“冯东夷”）。20年代，王亚樵在沪以“上海劳工总会”的名义发展组织，洪东夷即已是其得力帮手。与王亚樵一同参加过闽变的麦朝枢，则称洪东夷是王亚樵的学生。

电报中的山本荣治，最有名的事迹是策动王克敏成为汉奸。1938年，军统派刺客制裁王克敏时，同车的山本荣治被击毙。

电报中的有吉明，于1932年出任驻华公使。所谓“有吉升格”，系指1935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有吉明成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的对华外交理念是“在推进经济外交时，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突破口”，反对一再对华实施武力刺激。这让日本军方很不满。

1935年7月17日，戴笠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情报，密电蒋介石：

“上海电称：山本与冯（东夷）商完，决报酬华币十万元，并于事先交冯五万元。所需用之炸弹、手枪概由山本供给。其进行方法，拟由山本简请有吉宴会，冯等乘机于有吉赴宴中途或宴罢辞出时刺杀之等语。除已密电吴市长注意并饬原报告人妥为监察冯某行动外谨闻。”

稍后，洪东夷被捕，供出了其代表王亚樵与日本军方接触的详细情节。1935年8月29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将洪的自供书密报给了蒋介石。洪在自供书中称：

“六月下旬，有朱大刚（王之学生上海各部送信交通）偕蔡道和来寓（蔡由港来是王代表，向孙哲生马星樵二先生处借钱及询问山本荣治）云：王请你一事，无论如何你非要为他问一问。广州四田武官云：上海山本荣治有要事访王。……次日，东即往北四川路永安里八十四号山本荣治家访晤。当延见并有影佐武官在座。东即询其访王某何事。彼即答请王君一件工作。山本即云：我们日本国社党组织如何完密，拟派人将有吉明大使打死，请王君发表一宣言，只说是奉蒋委员长、宋委员命令。即询其王某如何来法。彼即称趁日本兵舰到上海，住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内。”

图：吴铁城呈递的“洪东夷自述既往史实”

同是“刺杀日本驻华大使”，戴笠所得到的情报，与杀手的口供，存在一些区别。比如，情报显示，日本军方有意让王亚樵派人动手；杀手则称山本荣治有意自己来干，但希望与王亚樵合作，由王出面对暗杀事件负责，并对外称“是奉蒋委员长、宋委员命令”。这些区别可能与杀手竭力想要自我洗脱有关，并不影响“王亚樵与日本军方存在密切联系”这个基本事实。

1935-1936年戴笠、杨虎、蔡劲军的情报

1935年11月14日，戴笠密电宋子文：

“急。上海西爱咸斯路五百十号宋委员子文先生赐鉴。密。1、据密报日人为法币问题决利用汉奸积极谋公请注意。2、昨据沪捕房密告，王亚樵受日人保护，已于三日前到沪，晚已派员商捕房协缉矣。晚笠叩。”

图：因王亚樵抵沪，戴笠急电宋子文注意安全

同月28日，杨虎密电蒋介石：

“密。顷探悉王亚樵自香港乘日邮船于宥日（笔者注：26日）抵沪。匿住虹口某日人宅内。密与日武官磯谷廉介等接洽。是否将赴北方图谋不轨，抑或在沪有所勾结，正在严密侦查中。容探明再行奉陈。职杨虎叩。”[11]

王亚樵突然自香港回沪，且卵翼于日人保护之下，让戴笠与杨虎均心生狐疑，不知其目的何在。两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11月9日，日本陆战队士兵中山秀雄在上海被人刺杀；11日，王亚樵出现在上海，并非巧合——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一度全城陷入混乱。

1936年8月，暗杀中山秀雄的刺客被捕，事情的本相浮出水面。该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特急”密电蒋介石：

“本日捕获刺杀日水兵中山秀雄及日侨萱生矿作两案要犯朱贵生、陈思明、金道权等三人。据供系受华克之等主使，并拟于日内继续滥杀日侨，以其酿成严重局势，藉图扰乱等语。”[12]

该月11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也密电蒋介石：

“昨捕获暗杀嫌疑犯朱费（贵）生、陈思明、金道权三名，与刺杀日水兵中山日侨萱生案有关。与刺汪案亦有连带关系。并思制造其他惨案引起中日纠纷。其背景为王亚樵、华克之。现正严密讯究，谨电奉闻。”[13]

以上，即是笔者新近所见王亚樵与日本军方勾结之档案。

图：1936年8月11日吴铁城密电蒋介石

两粤、西南军阀的附庸

王亚樵的暗杀活动，长期依附于两粤（如陈铭枢、陈济棠、李济琛）及西南军阀（如胡汉民之西南政权）。

考虑到这些政治势力在与南京政府对抗时，都曾借助过日本军方的力量，王亚樵与日本军方走得近，其实正在情理之中。如胡汉民的西南政权：

“1935年初，日本关东军开会决定秘密支持西南反对蒋介石的运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专程南下，与胡汉民、陈济棠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胡汉民在指责日本侵华政策的同时，也同意双方进行‘经济合作’。根据《胡汉民往来电稿》中透露的信息，日本人和知、铃木、宇都宫等多次到广州，双方的实际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提供军事装备等；而西南方面，则允诺撤销当地取缔日货的机关等。”[14]

此外，通过暗杀日本人，将南京政权推入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也是常见事。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

“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

尹奉吉炸死白川义则与王亚樵没有关系

末了，笔者尚要特别郑重地补充一点：

1932年4月29日，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数十年来，中文世界一直讹传此事乃王亚樵幕后策划。这一讹传，来自王亚樵暗杀组织成员朱大刚晚年所撰“文史资料”。

按朱大刚的说法，刺杀白川义则的念头与计划，均出自王亚樵。是王“想到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革命组织领导人安昌浩”，找到安氏商议后，“决定由中、韩两国合作共同进行，使用定时炸弹。关于人员问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王亚樵派其弟王述樵送交安昌浩四万元活动费和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定时炸弹一枚。又制手榴弹三枚，由王述樵一并交给安昌浩使用。王亚樵又派华克之在会场外了解任务执行的情况。”[15]

但上述言辞，全属虚构。

事实是：真正策划此事者，乃是韩国革命家金九。安昌浩并不知晓尹奉吉的暗杀行动。王亚樵更没有参与。据金九《白凡逸志》一书之详述可知：

1、尹奉吉是金九选定之人。与王亚樵无关。

2、日式水壶和饭盒型炸弹，是金九请求上海兵工厂特别制造（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所使用的两个手榴弹，即分别来自河南的刘峙和上海兵工厂）。与王亚樵无关。

3、为求保密，事情始终由金九独自单线策划，尹奉吉出发后，他才托人紧急传信给安昌浩等人，要他们“从上午十点左右起不要在家里，会由重大事件发生。”这一滞后通知，使得安昌浩未能转移至足够隐秘之处，而被日军捕走遣返朝鲜。金九也因此受到内部指责，而一度被排挤出了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层。朱大刚说王亚樵找安昌浩谈合作，是不了解内情者的想当然。[16]

至于其它“戴笠是王亚樵的学生”、“戴笠和王亚樵是结拜兄弟”、“戴笠告诉蒋介石是王亚樵策划炸死了白川义则，蒋下令奖赏王亚樵四万元”……等等，俱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此不赘述。

1936年10月，王亚樵被军统刺杀于广西梧州。

注释

（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300-00009-428。（台）“中研院”/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P108。（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188-123。同上，典藏号：002-080200-00189-072。同上，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31-098。王述樵，《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麦朝枢，《军统刺杀王亚樵经过》。刘杰，《日中关系中的“中国通”外交官——芳泽谦吉、有吉明的时期》，收录于：《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39-012。同上，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47-045。同上，数位典藏号：144-010101-0002-058。[11] 同上，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259-097。[12]同上，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7-168。[13]同上，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7-169。[14] 陈红民，《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之关系》。[15] 朱大刚，《王亚樵点滴史料》，《合肥文史资料》第三辑。[16] 金九/着、宣德五 张明惠/译，《白凡逸志》，重庆出版社，2006，P196-221。金九号白凡，该书系其流亡中国期间，“在上海和重庆时陆续写成”，于194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