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贫有志 富而仁

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告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研究了促进共同富裕问题。

官方媒体新华社几天后报道说，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三种分配各有功能，互为补充。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要坚持多劳多得，也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三次分配则鼓励社会力量自愿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

这三种分配包含了市场、个人和政府的三边关系。一是肯定市场的作用，二是强调个人的努力，三是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不足的调节，最后则是要发扬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公益和互助精神。其实，这很接近新加坡的做法。从政府治理角度看，这些都是务实的做法。

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说：“从时代特征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的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其独特的问题，政府须要与时俱进，政策上也必须因时制宜。

中国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在新阶段里出现了巨大的贫富鸿沟，如何共同富裕自然要提上日程，甚至得优先处理；否则，任由社会矛盾尖锐化，最后变成结构性问题，必将造成不安以至动乱。

当今美国社会面对的就是结构性问题，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美国各届总统，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无法好好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矛盾因而逐渐固化，所以才有2011年民众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自称“我们是99%”的示威民众，把矛头指向国内只占1%却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富人，凸显资本主义任性发展的严重贫富不均，以及财阀集团（plutocracy）对政治的操控。

美国社会还面对另一严重的问题，即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保守和进步两大群体对立，以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两派形成楚河汉界。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靠无形之手还是政府干预？双方对如何解决矛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社会也只能一直在内耗。因此，中下收入阶层的薪金过去二三十年来处于停滞状态，政府却毫无对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没有政党政治的折腾，政策调整比较容易，关键看政策是不是对头。不过，要谈共同富裕，首先得要能创造富裕。中国今天之富裕，靠的是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功能，释放个体能量，加上中国人刻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执政者显然很明白这个道理，也深知要共同富裕，就不能搞平均主义。因此，他们强调“不是牺牲效率的平均主义，更不能养懒汉，而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让每个人能够公平享有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不搞平均主义，不养懒汉，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这和新加坡的做法不谋而合。中国人所说的三种分配，对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新加坡早已在这么做。比如，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的再分配，我们的公积金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工人本身要储存公积金，政府规定雇主也得为雇员缴纳公积金。政府为人民兴建组屋，以津贴价出售，也是一例。近年来，政府更是接连出台了许多帮补中低收入阶层的措施，都是通过财政转移（调节机制），进行再分配。

至于鼓励社会力量自愿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的三次分配，在我们这里也早已存在，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如捐助教育、慈善、社会福利公益等。随着社会发展，国家逐渐走向富庶，社会公益事业也越发蓬勃。就以奖助学金来说，在上个世纪的草创阶段，很多学生就因为家贫而辍学。今天，各种奖助学金都有，除政府的，还有会馆的、企业的、基金会的，不一而足，每位肯奋发向上的学生，都不必因家贫而担忧失学。

我国政府也很早就提出要构建一个更加有包容性的社会的理念，这就是因为注意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已出现新情况，一些重大的社会政策因而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的说法是，必须缔造一个不断提升（uplifting，这个字也有振奋向上的意思）的社会，提升每一个人的机会，提升低收入阶层，以及提振社会精神。

具体的社会政策分三个层面，首先是要确保社会的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就是要做到每个人不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出头。其次，是要协助那些在生活中遭遇挫折的人重新站起来，而不至于一蹶不振。其三就是必须进一步提升低收入者，减少社会不平等。

社会流动性指的是本来属于贫困阶层的人，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良好教育、技能掌握等途径，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提高家庭收入，跳出贫穷的陷阱。为什么社会流动性现在反而会成为关注焦点？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可说是成功带来了新问题。简单说，新的中高收入阶层出现，并掌握了更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让他们的下一代在起跑线上占据优势，低收入阶层要往上提升因此面对更大的阻力。

第二个层面的要义在于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其成员必须懂得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面对像冠病疫情这样的天灾时，同舟共济的精神显得格外重要。那些跌倒的，必须得到帮忙重新站起来往前走，只有大家同舟共济，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并把它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减至最低点。

第三个层面就是共同富裕的课题了。全球化带来新问题，数码化也带来新问题，如何提升低收入者，减少社会不平等的课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有关最低工资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来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定时与民分享国家从投资中（如淡马锡的投资）所得到的财富。其实，政府已通过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的方式，与民分享。不过，共同富裕是个大课题，也还有很多讨论和集思广益的空间。

无论如何，比起草创的年代，我们国家目前已具备更多的资源，有条件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的共识，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回顾来时路，让我们也记住，新加坡的成功，除了政府的有效领导和治理，就是人民的刻苦奋斗和相互提携。简单说，出身贫困的，都能立志向上，自强不息；而相对富裕者则富而好仁，乐善好施；那些得到国家社会扶助栽培的人，达而兼济天下，回馈社会，由此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或许就是共同富裕的真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