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平均分9.0的导演,新拍了一部电视剧
(文/阿南)
我最初对《大江大河》这个片子有兴趣,完全是出于对侯鸿亮、孔笙团队的信任。
在如今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着钱就跑的娱乐圈,当国产剧几乎成了“雷剧”和“五毛特效”的代名词时,他们团队手底下出来的电视剧,却得到了几乎全年龄段的肯定。
从阴谋阳谋的古装,到波澜壮阔的近代民国,哪怕是鸡毛蒜皮的都市。这电视剧只要一过了侯、孔二位的手,基本就有了品质保证。
而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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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原著小说的作者,也是创作了《欢乐颂》的阿耐。网络上关于这位作者的资料微乎其微,只知道她是宁波人,女性,早年弃政从商,曾任某知名企业的高管。
矛盾文学奖评委白烨给《大江东去》下了这样的评价:“阿耐写的不同体制的代表人物,是鲜活和真实的,是带着激情和感情的。因为她有亲历性、见证性、参与性。”
作者写其亲历,导演拍其青春。这世上一切的创作,最动人莫过“见过”。
故事的开始,是王凯宋运辉因为父亲政治问题无法报名高中。一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不是给你们这种人办的”,把时代的残酷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插队支农,赶上了78年的恢复高考,可成分问题仍然横亘于宋家姐弟求学的道路上。
这些在现在看来荒谬无比的条例,却是时刻盘旋在七十年代青年头顶的阴云。课本上学到“改革开放”时,只读到一句“百废待兴”。而那寥寥几语带过的,是千万人站在时代路口的张望。
《大江大河》中的三个主角,是那个时代最先迈出步子、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三种人。
宋运辉
王凯所饰演的宋运辉,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刻苦自学被大学录
业后又分配进入国企,彻底改变了自己“黑五类狗崽子”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对“1978年的大学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当时大多数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远离城市家乡,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但即便是在那个政治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一批人仍然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
当“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来,青年人们的求知欲、读书欲立刻被唤醒。
1977年冬,与上一次高考阔别十年之后,570万考生走入考场。1978年春,61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万人。当时没有老师,没有学校,全国仅有的一版高考复习资料《数理化自学丛书》被报考生疯狂抢购,图书馆还没开门就挤满了青年人。
上海图书馆的老员工回忆:“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有一次,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往前看,那年的高考不仅是对那些年轻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更是一个庞大国家的转折点。
“读书无用论”正式被叫停,“科教兴国”得以提倡。
西北工业大学曾晒出其78级5381班的合照,而图中的工程师们,有歼-20、枭龙、歼-10双座战斗机总设计师,新型“飞豹”、“运-20”的总设计师,还有歼-15常务副总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型号总师。
毫不夸张的说,他们以一级一班之力,撑起了整片中国的天空。
“宋运辉”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预告片里,他的旁白是:“当我第一天踏上火车的时候,仿佛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他自己的视角。
而当千千万万个宋运辉踏上火车的时候,这个国家,也迈出了试探的脚步。
雷东宝
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则是集体经济的缩影。
他没有文化。在部队做工程兵,一门心思等提干,却因为军校考试只能退伍。回到小雷家大队以后,他用质朴的语言为家乡做了个总结:
“只见大姑娘嫁出去,不见小媳妇娶进门。”
穷啊,太穷了。
一村百十来户人,有几个脑子够使的能做宋运辉?雷东宝,粗鲁,没有文化,莽夫一个,却在被老书记委以重任后,带着小雷家大队分田开窑建楼房,赚得盆满钵满。
他这个行为在当时来讲,很叛逆。
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个什么情况呢?
生产分大队,吃饭靠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叫做小岗村的地方,实在是太穷了,穷到秋收后家家外出讨饭。十八户人家在一间破茅房里破釜沉舟一般按下18个手印,不再吃大锅饭,而是搞起了生产责任制。
这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行为,譬如保证书里有一项,竟然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久之后,改革开放的文件正式下发。小岗村不但没坐牢,更被树立为农村改革的典型。
但小雷家老书记的话,代表了那个年代绝大部分人的态度:
“土地承包给个人,这不是乱了套吗?大伙这不是成解放前的小地主了吗?还要不要集体?这事儿我们一定得小心,公社问不出来,我们问县里,不问清楚我们不能动。我们宁可不动,一定求稳,原则性错误万万不可犯。否则万一运动以来,我们个个都得吃批斗。”
风声鹤唳的年代刚过,谁都怕,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那雷东宝这个新上任的莽夫,要想让小雷家富起来,又该怎么办?
雷东宝这条故事线,要比宋运辉更富有生命力,也更普遍。他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口最多、力量最大的农村社会。
截至2016年,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而在1978年,这个数字是82%。
减少的那百分之三十,于无声处起惊涛。
雷东宝们功不可没。
杨巡
董子健饰演的杨巡,和国营经济中的宋运辉与集体经济中的雷东宝都不同。他所代表的,是市场经济逐渐繁荣后,应运市场而生的一批个体户。
在此之前,青年的出路是很单一的。改革开放前,无非“上山下乡”和当兵,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体面地是进政府和当老师。总的来说,“给公家办事”是大势所趋。
而个体户,很容易被长辈视为“投机倒把分子”。个体个体,是哪都不要你,才做了个体。
比如《中国合伙人》里的成冬青,出国出不去,留在燕大任教被校方除名。实在是没处去也没钱挣了,他在肯德基办起英语补习班。
成冬青的原型是俞敏洪,那个肯德基里的补习班,是新东方的雏形。
英雄无路可走,时代网开一面。
个体户们成了那个时代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杨巡从卖馒头开始,敏锐也坎坷的抓住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从一个小商贩干到拥有一条电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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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长沙》到《北平无战事》,再到后来的《父母爱情》与《欢乐颂》,孔笙导演的作品一直在展示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他试图用影视剧去创作一幅清明上河图,记录世情百态,芸芸众生。
而《大江大河》的年代背景,与其他的作品相同,略有不同。
与战争年代相比,它离我们太近了。近,就没了朦胧美,没了好奇心。没有生离死别的传奇演义,没了回首细看的欲望。
与现代戏相比,它又离得太远了。明明只差了三四十年,人们却是穿着的确良衬衫解放鞋,满嘴都是种地吃饱饭。年轻人哪怕嘴上不说,心里也想:“怎么这么土?”
可他们明明一点也不土,他们是美而不自知的一群人。
经历过动乱,饥荒,下岗潮,却仍然相信日子能好起来,也真的为了好日子去拼、去闯。
于长辈而言,这是一部可以回忆青春的片子。
而于年轻人而言,《大江大河》,或许这是一部可以消除年轻人与父辈隔阂的影视片。
黄伟导演在预告片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一艘小船走在长江上,你快进入到长江口了,你必须换船。你坐上这艘大船往前去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所有人的人都是英雄。”
我们是生来就在大船上了。我们不曾、也不想回头去看。
看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把一个家,一个国,送到这艘巨轮之上。所以我们误解,我们产生隔阂,我们认为他们是如此固执又保守的一代,却没想到他们的青春是乘着扁舟,于惊涛骇浪中走过。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在和我家的长辈聊他们的青春。那段日子由他们亲口讲出来,会变得格外生动。
比如我一个伯伯回部队的时候,蹲在候车室等车。一位来送女儿去大学报到的老乡看到子弟兵热泪盈眶,就把自己那花儿也似的闺女托付给他路上护送。
老乡一着不慎,这个女大学生后来成了我伯母。
比如我爸刚来北京闯荡,买了一个BB机。我妈每天下班就呼他一下,然后捧着脸坐在传达室等他打电话回来。
再比如我有个温州的同学,曾经和我回忆她父母刚办工厂的日子。她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父母身上的油笔味,因为两个人四条胳膊,密密麻麻写满了客户的电话。
我很喜欢听这些故事。很纯真,很质朴,带着一股向上的张力,和那个年代才有的浪漫。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坐下来,听一听父辈的故事。他们或许有些固执,有些死板,许多想法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可他们的身上,应当也有着从那个年代带来的、强大的人格魅力。
我懂得生活的艰难后,从没有质疑过他们这种魅力。
宣传片中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我们和父辈这两代人,这分别在大船与小船上成长的两代人,误解了这么久,争执了这么久,也应当坐下来,看一个这样的故事。
看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浪漫。他们曾和我们同样年轻,也曾在时代的浪潮中奋斗。
看大江大河,滚滚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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